我院社会学系第25期卓越阅读书香活动顺利举行

2022年11月19日，社会学系、系党支部和学院团委共同举办的第25期卓越阅读书香活动顺利举行，此次活动由董宇同学主持，社工2002班刘佳蓉、付杰、崔佳、徐祎凡、刘新雨、张文慧、韩晓菲、李旭晨、袁财锋、黄立勋、潘坤等12名同学采取腾讯会议线上交流方式，共读《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

活动中，参会同学以“政府、市场与自由”为主题、以章节为序，各自分享了读书心得。同学们通过此次读书会充分认识到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与波兰尼所说的“大转型”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不仅加深了对“嵌入”理论等的学习理解，而且进一步明确了“保护社会”的专业使命。

附读书会记录：

政府、市场与自由——读《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

时间：2022年11月19日

共读书目：[英]卡尔·波兰尼，黄觉民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甲骨文系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主持人：董宇

参与者：刘佳蓉、付杰、崔佳、徐祎凡、刘新雨、张文慧、韩晓菲、李旭晨、袁财锋、黄立勋、潘坤

《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共分为三个部分，包括第一篇：国际体系；第二篇：第一卷，撒旦的磨坊和第二卷，社会的自我保护；以及第三卷：进行中的变化，作者以自由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过程来解释自律性市场社会的建立及其衰败，即19世纪西方文明的崩溃。

刘佳蓉同学首先分享了她的观点：导论部分强调了本书的主题--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涵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会体制。脱嵌且完全自律的市场经济只是空想而不可能存在。波兰尼认为市场交易必须依靠信任、相互了解，以及契约的法律约束力。经济本身并非如经济学理论所称的是一个自主体，实际上必须服膺于政治、宗教及社会关系。经济从市场中脱嵌无法成功的原因在于，历史常规认为经济应该服膺于社会，但建立自律性市场却要求社会服膺于经济，即视社会为市场的附属品，将社会关系嵌含于经济体制中，将人与自然环境变为商品，而这将导致两者的毁灭。因此他反对自律性市场中将自然等同于商品，而且虚拟商品应该受到国家调控，也就是说政府不能从经济活动中退出，他以此来反对新自由主义观的自律市场论说。

过度自由的经济造成经济中巨大的不可控性，可能使民众承担经济波动冲击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需要不断衡量经济和政府调控的关系，以寻求一种平衡，波兰尼的理论为当代社会结构调整与经济理论发展提供了启示。

付杰同学在第一篇中谈到：第一篇“国际体系”，讨论了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兴起、美国推行新政以及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等事件及其产生的主因，试图提出并解答一个问题，即“欧洲大陆经历了1815年到1914年的长期和平繁荣，为何却突然崩溃”，陷入世界大战和经济萧条？”这也将焦点集中到本书的论点：“巨变的起源就在于经济自由主义企图去建立一个自律性之市场制度的空幻努力之上”。

自由主义又是什么呢？市场自由主义宣扬的梦想，是塑造出一个整合的全球市场。在这个市场里，国家和政府都不再有意义，因为所有人只需遵从“市场规则”的安排。市场里唯一可能存在的竞争，是个体或企业试图提供比竞争对手更棒的产品和服务，而这种“良性竞争”将带来人类理性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升华。而关于竞争中的失败者，他们通常轻描淡写地表示，穷人的不幸只是基于自然的淘汰法则。其中有些人进一步耐心地指出，在统治术的意义上，饥饿的惩罚比警察的惩罚更有效、管理成本也更低。一方面，偶尔的施恩，就能令穷人发自内心地感激。另一方面，饥饿还能激励穷人去接受那些危险、低贱和不道德的工作——而这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是“社会繁荣”所必需的。

崔佳同学对第二篇第一卷说出了自己的思考：第二篇第一卷，是主要是探讨市场制度的产生，以及与此相伴而生的图利的动机。波兰尼把这看作是巨变产生的起源。市场制度产生于英国，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以及金本位制都是英国发明的，这些制度到了二十年代在各地都崩溃了，破坏这个文明的原因必须从工业革命的起源地，英国，加以探讨。第四章社会与经济制度，波兰尼从早期人类出发，考察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原始人类的经济关系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他不会因为要取得物质财产以保障个人的利益而行动，他的行动是要保障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及社会财产。生产及再分配的过程并不与占有物品这个特殊的经济利益相连结。

也就是说，早期的人类完全不具备资本主义的心态，反而具有共产的特征。波兰尼由此提出了一个疑问：原始民族缺少图利的动机，缺少劳动取得报酬的原则，缺少基于经济的制度，那么，他们是如何确保生产及分配的制度。首先，互惠及再分配原则。第二，对称性和集中性原则指的是社会结构。第三：家计原则，指为自己需要使用的生产。概括地说，西欧直到封建时代末期，各种经济体制都是相依互惠、再分配或家计或三者混合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这些原则借社会组织的帮助制度化，图利的动机并不突出。

徐祎凡同学对于第七章的内容进行了分享：《斯皮纳姆兰法案》的颁布有一定的不良影响，比较明显的是挫伤了劳动的积极性。《伊丽莎白法》规定贫民必须参加劳动，无法工作的人才能获得救济，并且工人没有补贴金，而《斯皮纳姆兰法案》又添加了补贴金这一项目，只要工人的收入低于标准，也会有相应的补助，且雇佣者支付的报酬普遍低于收入标准，因此更多的工人被划入了法案的保护范围内，也就是说降低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因为不论怎样都有一定的报酬可以拿到，所以说它扰乱了正常的劳动力市场。但是它也是人道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体现，是历史的进步；承认了公民获得救济的权利，包含了日后“福利国家”的基本原则。所以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缓和了英国的贫困危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保护了劳动人口，也有利于工业革命深入发展；为英国赢得拿破仑战争营造安定社会环境；平抑了“反机器骚乱”，保护了工业革命的进行。

刘新雨同学分享了对第八章《前提与结果》的理解：斯皮纳姆兰制这个含混不清的人道主义方案，阻止了劳工组成一个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并因而剥夺了他们唯一能避免这种注定生活在经济磨坊命运中的手段。但到了它被废止时，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已行将崩溃，不具人形。假如说劳工们是身体上被非人化了的话，那么有财产者则是在道德上沉沦了。基督教社会在传统上的和谐性已经荡然无存，富人们否认对其他同胞们的生活条件负有任何责任。总的来说，市场会将劳动力变为一种商品，将社会置于市场机制的支配之下，加上盲目的工资补贴方案，所以这个时期的人们可以说是正处于一个乌托邦的市场经济的保护之下。

张文慧同学则对“穷人经济学”这一部分说出了自己的理解：“穷人经济学”本质是政治经济学。被誉为“穷人经济学原理”的谛造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是这样说的：“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其实，这个“穷人经济学原理”，本质并不属于西方的经济学原理，而属于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国人读这句话，比西方人会更能理解其哲理含义，因为“经济”，在中国人传统的含义是“经世济民”；“经世济民”的理论，按现代理论分类，就是政治经济学理论。西方经济学总给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原因在哪？初学的人，还以为这个学科是这么深奥，故以令人难明。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理论，并没有站在社会运动发展的视角下去再论述，这些理论的创造者及追随者，并不很认为在运用相关微观经济学原理在社会时，所必须有的“重大修正”。

所有的经济制度，如果不首先反映为社会制度，它是没有存在意义的。西方学派式经济学理论，要么就放在其学院的诞生地，它如果要应用，就得按社会关系进行修正，就得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修正。我们还可进一步下这样的结论，就是所有的“纯”经济学理论，不管它表面多么的“合理”，无条件地运用它到社会中的最后结果，都会是极端谬误的。用一句现实的词汇来描述就是：“市场化的极端，就是现代社会的极端—一个新的极端，一个一定要被消亡的社会的极端”。什么是“穷人的经济学”？就是能改变现有社会生产交换与分配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韩晓菲同学也对“嵌含”这一概念进行了思考与解读：“嵌含”是波兰尼提出的核心概念。在波兰尼看来“人类的经济活动嵌含在社会之中。”嵌含一词即点明经济本身并非如经济学理论所称的是一个自主体，实际上必须服膺于政治、宗教及社会关系。波兰尼对此词的使用有别一般用法，即认为市场交易必须依靠信任、相互了解，以及契约的法律约束力。区别于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自律性市场要求社会服从于市场逻辑。波兰尼认为“这就是何以市场对经济体制的控制会对社会整体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即视社会为市场的附属品，而将社会关系嵌含于经济体制中，而非将经济行为嵌含在社会关系里。”

波兰尼认为经济行动无法从社会中“脱嵌”而出。“自律性市场”的前提是将人和自然环境都变成商品，而这是自我毁灭的路径。波兰尼提到“将市场从社会中脱嵌，就有如拉扯一条巨大的橡皮筋。要给市场更多自主性，就会不断增加社会压力。继续拉扯橡皮筋，不是使之断裂，造成社会解体，便是逼使经济回归社会嵌含的位置。”对于“脱嵌”的解释源于波兰尼对于真实商品与虚拟商品的区分。商品，在波兰尼的论述中表现为市场销售所生产的东西。所以，在波兰尼看来，土地、劳动力、金钱都只是虚拟商品，因为他们并非为市场销售而生产。

李旭晨同学也对这部分进行了分享：首先是关于阶级对立这一命题，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持赞同观点，并认为19世纪的保护主义政策是阶级行动的结果，保护主义措施只服务于有关阶级的利益。而作者则认为他们的观点妨碍了人们对市场社会以及保护主义的了解。社会需要决定阶级命运要远远大于阶级需要决定社会命运。单单从阶级利益出发不能很好的解释社会演变的过程。因为：（1）变化过程本身可能决定阶级的存亡。（2）特定阶级的利益，只决定这些阶级的目标，而不决定这些努力的成功或失败。（3）将阶级利益只限于经济领域同样是错误的。要了解各界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必须把阶级的利益放在社会整体情况中加以考虑。保护主义的兴起，是因为市场制度为协调各种人在社会上而非经济上的利益，从而使得不同阶层的人联合在一起对抗这种危机。

其次是对于19世纪的灾难。作者认为不能从阶级角度来看19世纪的灾难，而应从文化角度来看。作者用南非卡菲尔族的例子来说明，他引用了人类学者“文化真空”的概念，认为造成南非部落人从“高贵的蛮族”堕落到近似动物的生活状态的原因，是失去传统部落文化而又由于种族隔离不能及时吸收白人的文化。作者赞同图恩瓦尔德的观点，认为早期资本主义是白人社会的灾难类似于殖民地时期黑人社会文化的灾难。并进一步指出，消灭一个有机社会文化制度的秘方，就是将市场经济加诸完全不同的社会上。

接着袁财锋同学分享了他的想法：我觉得波兰尼真正想说的是，无论经济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保护团体，都不能去通过阶级利益来界定。因为它们在对待这两种力量方面首先得是存在一个共同的社会中。而共存意味着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还存在某种意义上的角色转换。

中间有关自由主义立场的描述也让我开始去细想什么才是自由，什么才是自发？然后我觉得自发的秩序是限制自由，而不是鼓励自由。这是显然的，无知之幕的背后没有人可以肯定自己一定从自由获益，而社会整体的自发反应必然就是限制自由，只有那些确认从自由中可以获益的人才会声称自由源自自发，全然不顾事实之颠倒。也就是说自由从一开始就是被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和鼓吹的，原因自然是因为利益而不是其他。

然后对于自由市场，我觉得完全的自由市场，是牺牲稳定来换取效率的，因此，其能否维持，关键在于是否能不断的提高生产力，带动投资，而经济的低迷，创新的衰退，则会导致对自由市场的反叛。19世纪的国际主义，基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繁荣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认为，自由贸易可以让每个人的境遇更好，完全明晰的产权与少干预的政府，可以实现社会的进步，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社会不得不滑向了保护的一边。最理想的自由市场有一个个个体户组成，但是，这样的市场只是乌托邦幻想，现实中经济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个有一定市场势力的企业，因此也必然发生对理想市场的偏移。

黄立勋同学的观点是：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是由两种相互对立的运动组成的——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波兰尼主张“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而计划本身不是”。为了应对自我调节的市场，应该采取社会保护原则，社会保护原则集中体现在社会的规制行为和各种社会政策之中，国家干预就是社会保护运动的重要措施。实行国家干预政策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缺陷和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要求国家干预政策的实施。市场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市场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自发性是指资源的配置会因逐利观念自发流向高利益产业。盲目性是指投资不仅靠市场的风向指导，还有个人的主观判断。滞后性是指市场的发展有时候跟不上政策的更新和宏观发展方向的调整。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国家干预政策来克服市场自身的缺陷。市场经济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很难避免的问题，国家干预政策能避免这类问题的出现，也能帮助解决这类问题。

潘坤同学也就读了这本书的想法进行了分享：读了这本书，感觉有点晦涩难懂，有点读不下去，有时候我在感叹书读的太少了，理解不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

在书中作者提到:孟德斯鸠在1748年所创造的分权概念，这时已经被用来将人们在自己的经济生活方面从政治权力中分离出来。美国宪法是在从英国的产业舞台得到预警的领导人，在农人-工匠的环境中具体成形的，这部宪法将经济领域完全从宪法的司法权中独立出来，因而将私有财产置于能想象出的最高的保护之下，并产生了世界上唯一奠基于法律之上的市场社会。尽管有普遍选举权，但美国选民还是无力对抗物权所有人。所以美国是有产者的天堂。别急着欢呼，除非你是最顶尖的有产者，否则美国的天堂跟你无关。大众民主是资本主义的威胁。200年前的自由主义是自由贸易和放任自流，现在美国是资本主义的老大，却秉持着保守主义观念，变成资本主义的毒瘤。

第二十一章是错综复杂之社会中的自由，人的社会生活必须服从于市场规则——波兰尼将这种信念称为“陈腐的市场心态”。他指出，想要终结社会经济动荡和国际政治冲突的恶性循环，第一步就是要挣脱这种错误信念的束缚。不是让社会生活成为市场机制束缚下的傀儡，而是让经济活动被置于大众民主的约束之下。只有这样，广大民众才能重获社会生活的自由——它比起“自由市场”的所谓“自由”，更加贴近于人的天性和良知的自由。我们现在还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宰治之下，还处于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之下，所以我们在尽快的打破这个局面。现在疫情当下，世界的局面越来越走下了分化。

最后，《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这本书对当代也有很大的意义。首先，由市场自由主义的非永续性所造成的经济危机，以及专制和侵权政权的再现，此时应可取而代之。其次，替代品即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以民主政治驾驭经济，并借国际合作来重建全球经济。最后，波兰尼坚持我们应坚持应使用民主政治的机制，来控制及指引经济发展，以满足个人及群体的需求。

撰稿：董宇   编辑：徐慧茹   编审：宗琪